歐盟能否兼顧經濟競爭力和氣候領導力

　　近期，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未能如期履行“2025年一季度提出2040年減排立法提案”的承諾，歐委會表示，將推遲至夏季前公布2040年減排目標，且歐盟內部預測，“到204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90%（相較于1990年）”的目標或難以達到。自2019年擔任歐委會主席以來，馮德萊恩長期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標志性議題，其推出的歐洲綠色協議旨在使歐洲到203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55%，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這一政策成為其首個任期的基石。然而，去年12月開啟第二任期后，她在確保歐盟切實遵守《巴黎協定》方面遇到了困難，暴露出歐盟氣候議程正面臨一定阻力。 

 

　　在現實政治與經濟壓力的雙重驅動下，歐盟調整政策重心，把提高歐洲經濟競爭力置于更優先的位置，并將氣候政策融入經濟政策之中，試圖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規則輸出，在提高經濟競爭力和維持氣候領導力之間達成平衡，實現“經濟—氣候”雙贏。 　  

 

　　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與2021年通過《歐洲氣候法》時不同——歐盟當時希望以氣候行動推動能源轉型，帶動新冠疫情后的經濟復蘇——當前歐盟所處的內外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 

 

　　經濟疲軟和安全威脅阻礙著歐盟的氣候行動進程。經濟層面，復蘇乏力加劇了財政壓力。“德拉吉報告”測算，歐盟每年需要增加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5%的投資，即約7500億至8000億歐元，以實現脫碳目標，但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公共資金缺口擴大。安全層面，烏克蘭危機推高國防開支，擠占氣候預算。與此同時，能源價格暴漲和美國關稅政策削弱了歐盟的產業競爭力。這些變化迫使歐盟將政策重心轉向通過清潔產業培育經濟競爭力——其驅動力已從單純的氣候安全訴求，演變為兼顧產業升級與戰略自主的復合目標。 

 

　　內部政治生態環境的變化和部分成員國的反對也影響了歐盟氣候議程的推進。在歐盟層面，去年歐洲議會選舉后，以保護環境為宗旨的綠黨失去較多議席，其對氣候議程的影響力被削弱。同時，支持氣候懷疑論的極右翼勢力進一步擴張，右翼政黨在氣候問題上的總體立場也變得更為保守，例如歐洲議會第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部分議員對90%的減排目標持保留態度。右傾化的政治態勢也反映在各成員國內部，使各國政府更難支持激進的減排方案。意大利生態轉型部長警告稱，強迫各國采取“嚴厲且效果不確定”的減排措施具有風險，呼吁歐委會保持政策的靈活性，建議采用80%～85%的減排替代方案。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認為減排目標威脅其煤炭依賴型經濟，持強烈反對態度。 

 

　　歐盟氣候雄心還面臨全球治理的結構性挑戰。作為全球性議題，氣候變化需要各國協同應對，特別是發達國家應承擔更多責任，在資金、技術和政策層面支持全球減排進程。然而，特朗普今年再次當選總統后，美國重拾單邊主義，不僅宣布退出《巴黎協定》，還推動美國銀行業退出凈零銀行聯盟，明確拒絕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美國的一系列舉措不僅導致全球氣候治理出現較大真空，而且使歐盟失去了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氣候融資和技術轉移方面承受更大的壓力。 

 

　　全球氣候領導地位或被暫時削弱 

 

　　歐盟推遲公布2040年減排目標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導致其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NDC，指各方根據自身情況確定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更新進程受阻。根據《巴黎協定》要求，各締約方需在今年11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0次締約方會議（COP30）前提交新版NDC，明確2025～2035年全經濟領域減排路徑。歐盟原計劃將《歐洲氣候法》中2040年減排90%的立法提案作為NDC更新依據，但該目標如今“難產”，導致2035年NDC的目標無法如期衍生。這種政策斷層不僅使歐盟面臨違反《巴黎協定》定期審評機制的風險，更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削弱其他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 

 

　　歐盟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能力與地位也將受到質疑。長期以來，歐盟以規范性力量自居，在多邊外交和全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推動《巴黎協定》等關鍵氣候協議方面扮演著領導角色。一方面，歐盟通過實施積極的減排政策，塑造負責任的國際形象，并持續向外輸出其氣候治理理念。另一方面，鑒于全球治理亦是國家博弈的平臺，歐盟通過設立高水平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既為各國樹立低碳發展典范，又對新興經濟體形成減排壓力。然而，近年來歐盟經濟發展低迷，政治走向撕裂，還受困于周邊安全局勢，其對全球議程的影響力也逐漸衰落。如果2040年減排目標被迫降低，將直接削弱歐盟在氣候談判中的話語權，影響COP30籌備進程，進而損害其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聲譽和公信力。 

 

　　更令人擔憂的是，歐盟作為全球氣候融資核心出資方，在自身氣候目標不確定和經濟困境的雙重壓力下，可能大幅削減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援助。這不僅將削弱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而且會打擊其參與氣候合作的積極性，從而或使全球升溫幅度一定程度失控。 　　  

 

　　平衡路徑有哪些 

 

　　在內外雙重壓力下，歐盟要保證氣候行動力度不下降，并維持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地位，需在平衡經濟競爭力和氣候雄心中尋找出路。 

 

　　歐盟仍將氣候治理作為重要戰略議程之一，并持續推進氣候政策與經濟政策深度融合，以實現脫碳與競爭力的耦合，2月歐委會發布的《清潔工業協議》正體現了這一戰略思路?！肚鍧嵐I協議》聚焦能源密集型產業和清潔技術兩大領域，旨在同步實現加速脫碳與增強產業競爭力的雙重目標。具體而言，該協議通過三大策略將脫碳轉化為經濟優勢：對外加征碳關稅，迫使高碳產品承擔環境成本，倒逼本土企業轉向綠電、氫能等低碳技術；對內補貼轉型，投入千億歐元支持高耗能行業電氣化，并強制關鍵原材料本土采購，減少對外依賴；加強市場引導，強制產品標注“碳標簽”，引導消費者選擇低碳商品，同時通過綠色融資加速技術落地。這一模式既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又能促進清潔技術出口；既能減少碳排放，又能通過主導相關綠色技術標準與規則制定輸出保持氣候領導力，從而實現脫碳即競爭力的轉型。 

 

　　基于對氣候治理的定位，歐盟一方面認為，氣候變化是攸關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生存性威脅，堅持2050年碳中和戰略方向不動搖。另一方面，歐盟視氣候治理為轉型機遇，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升能源效率，破解能源安全困局；同時借助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經濟競爭力。歐盟當前的綠色轉型雖面臨供應鏈依賴、產品競爭力不足等挑戰，但仍被視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歐盟正不斷加強綠色技術創新，同時引導經濟走向資源循環利用和更富韌性的發展模式。 

 

　　面對經濟波動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歐盟的氣候治理框架變得更具彈性。針對歐盟2040年減排目標，目前主要有三個政策選項：一是左翼和綠黨支持的激進方案，即繼續堅持并嚴格執行90%的減排目標；二是極右翼黨派和意大利提出的方案，即降低減排目標并加大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使用，從而提高經濟競爭力；三是歐洲人民黨和德國提出的折中方案，即在保持90%減排目標的同時增加靈活性，允許各國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碳排放額度，或者采取動態調整節奏、分階段設定差異化目標的“非線性”減排路徑。目前來看，方案三的可行性最高，因為其同時獲得了歐洲議會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和歐盟關鍵成員國德國的支持，且不損害歐委會此前提出的目標。4月，德國和法國都表態將借助國際碳信用機制加速氣候目標的實現。同月，法國政府發布《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且高度完整性使用碳信用額度憲章》，意在引導全球建立碳信用標準體系。與此同時，歐委會也開始評估如何核算碳移除產生的負排放，并將其納入歐盟碳市場之中。這一系列舉措表明，歐盟正通過碳市場機制創新，尋求在氣候治理雄心與經濟競爭力之間實現平衡。碳市場工具既能加速減排進程，又能有效控制轉型成本，為歐盟氣候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實施路徑。 

 

　　在當前形勢下，歐盟提振與中國的綠色伙伴關系至關重要。雙方可在綠色技術創新、碳市場對接和綠色金融工具發展等關鍵領域開展深度合作，這不僅有助于各自實現碳中和目標，而且能共同提升在綠色技術和氣候金融領域的全球領導力。通過聯合研發清潔能源技術、推動碳排放交易體系互聯互通、發展創新氣候投融資產品等具體舉措，雙方將構建起新型全球氣候多邊治理框架。中歐戰略協作既能提供可推廣的低碳轉型實踐方案，又能為全球綠色轉型注入持續動力，在技術路徑、市場機制和金融創新等多個維度形成示范效應，引領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轉型升級。

 

　　作者簡介：傅聰，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高伊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